和雞蛋站在同一邊

或許來到這片土地，

對我最大的發省就是關於文化的議題。

這兒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與種族的人們，

讓視野一下子放大延伸，

這幾個月來看地球儀與世界地圖的次數，

也許比我過去幾十年來加起來還多。

而最近上的多元文化諮商課，

彷彿又讓我走入了更多我不曾經歷過了解過的脈絡裡。

從非洲裔 亞裔 拉丁裔 原住美國人，

到其他的族群如我一向陌生的中東伊斯蘭或猶太人。


也許以後不見的真的有機會與來自這些背景的人們諮商或工作，

但真正的價值是讓我增加了許多關於文化的意識與包容性。

我常常回到關於台灣的多元文化思考，

反芻關於我們的融合與衝突。


前幾個禮拜一個巴基斯坦裔的同學告訴我們，

她在巴基斯坦的一些家人因為炸彈攻擊而喪生，

老師讓我們在課堂上為這些不幸逝去的生命默哀祝禱。

我覺得悲傷，

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這不再是電影或電視新聞裡的情節，

不再離我十萬八千哩，而就在眼前。


今天看了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感言，感觸極深。

我覺得，所謂的愛與和平，

真的不是某種形而上的意識與口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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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和雞蛋站在同一邊 ◎ 村上春樹　
譯者：Lucifer 朱學恆
原載：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9/02/25/alwaysstandontheeggside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
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
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
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
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
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
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
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
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
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
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
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
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
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
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
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
讓我老實說吧。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
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
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
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
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
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
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
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
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
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
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
如果人們告訴我，
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
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
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
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
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
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
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
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
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
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
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
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
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
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
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是的。
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
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
就讓其他人來決定是非，或許時間或是歷史會下判斷。
但若一個小說家選擇寫出站在高牆那一方的作品，
不論他有任何理由，這作品的價值何在？

這代表什麼？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
轟炸機、戰車、火箭與白磷彈是那堵高牆。
被壓碎、燒焦、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則是雞蛋。
這是這比喻的一個角度。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
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
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
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
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
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
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
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
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
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
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
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
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
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
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
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
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
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
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
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
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
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
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
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
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
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
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
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
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
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
體制卻沒有。
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
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
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
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
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